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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墮胎

Posted in on 2013-1-02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怎樣推動全球墮胎

原文:Abortion for all: How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promotes abortion around  the world

作者:人口研究學會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版權 © 2000. (Lifeissues.net)Kochi ,日本。 版權所有。

 

人口研究學會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 PRI)在1996年4月 18 日出版了一份報告, 內容詳述國際家庭計劃聯盟(以下簡稱IPPF)在發展中國家促進和促成墮胎的情況。在報告出版之後, PRI亦發現更多明確描述IPPF,特別在發展中國家,致力鼓勵墮胎合法化的文件。

國際的家庭計劃聯盟(IPPF)是全球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家庭計劃組織。 IPPF在1952年在孟買(Bombay)成立,開始時只有九個國家的成員,發展到現在共有140個家庭計劃協會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s 以下簡稱 FPA)。 IPPF在所屬國家對人口議題的決策,發揮無比的影響力。為了達到目標,在過往25年中,IPPF已花費超過二十億美元 (大部份由已發展國家的政府提供)。

當初,IPPF的使命是「展開和支持世界各處的家庭計劃服務」。在過去十五年來,IPPF逐漸嘗試除去「 控制人口組織」的形象,強調「負責任的親子關係」和「家庭健康和年輕人健康」等原則。[2]

儘管IPPF的恣態明顯緩和,IPPF在世界各處推動墮胎,卻是馬首是瞻,無人能及。不到黃河心不死,IPPF 重複地誓言要在世界每個國家,不管用什麼方法,協助促使墮胎合法化。並宣稱會為大量進行墮胎手術,自願設立和裝備墮胎中心,和提供專門技術人才。

根據來自IPPF和其它文件,這報告不容置疑地顯示,IPPF想積極煽動在世界各國,不理會管當地的風俗習慣,法律,信仰或看法,推行墮胎合法化。

 

概觀

超過三十年以來,IPPF在全世界遊說要放寬,至最後撤銷任何限制墮胎的法例。這立場在所有IPPf主要政策聲明文件中清楚反映,請看下文。

 

IPPF策略性計劃 「遠景 2000」

IPPF嘔心瀝血要達到全世界墮胎合法化的承諾,可以在它1992年策略性計劃「遠景 2000」中找到,並且是由140個成員國的家庭計劃協會 (FPA)一致地通過。「遠景 2000」 文件是所有的FPA成員的指導性文件,IPPF 重複和清楚地要求在墮胎還是非法的國家,實施墮胎合法化 。

IPPF和它的成員協會特別強調保障母親和孩子的健康,明顯地要廢除不安全墮胎,透過發放資料,擁護和貫徹實施家庭計劃和安全的墮胎服務。

活動:FPA…在適當的時候,包含內容為安全墮胎服務是女人的權利的資訊。先分析,後改變限制墮胎國家法律,政策,作風和傳統。與其他促進「性和生殖健康」的組織合作,設法給政府施加壓力,排除對推行墮胎的障礙。要摌除大量的不安全墮胎…而且增加得到安全又合法墮胎的權利,使不安全墮胎的數目遞減,增多安全合法墮胎服務。積極從事減少不安全墮胎的數目,使大眾能更容易得到合法和安全的墮胎服務。給 FPA成員提供資料和技術專長,以協助減少不安全墮胎的數目,使安全墮胎服務變得容易接觸到。

當法律限制墮胎時,要分析,解釋和提供法律性有關安全墮胎的資訊,然後從事除去限制安全墮胎的政策和法律條文。當法律允許墮胎時,告知女性們有合法安全墮胎的權利,提供如何獲得一個安全墮胎服務的保密資料和輔導。

提供安全墮胎服務;不斷使這種服務大眾化;譴責任何政治上,行政上的或社會上縮減安全墮胎服務權利的障礙。

目的四:調查現今為不完全墮胎的治療保健方案,積極地工作,確保有相關足夠人力和適當的服務。

活動:國際性的與地區的,為做安全墮胎手術,技術上要跟上時代,確保施行墮胎手術者擁有適當的儀器和受過適當的訓練。

 

 (The Mauritius Conference) 毛里求斯會議

許多IPPF國際和地區會議摘要也明確地描述這個組織關於墮胎合法化的哲學思想和策略。舉例來說,在1994個毛里求斯會議的摘要中,IPPF表明它相信「安全墮胎是能解救生命而且保護健康的醫療手術,不允許墮胎是不道德的。」IPPF的非洲區法律顧問Richard Turkson醫生,在同一文件中清楚地概略IPPF的整體策略:

改革〔墮胎法律〕必須逐漸進行,直至個別「例外墮胎案例」變成一般的規則。在毛里求斯會議摘要中,部分名為「較安全的墮胎,FPA能做什麼?」的文件,發出以下指引,指導成員組織如何為促進放寬墮胎法律而工作,而在墮胎合法之後,參與墮胎的操作:

當墮胎還是非法時,所有家庭計劃組織可以著手使用「測試案例」施壓放寬條文的解釋;和認同我們的專業法律人士合作,為醫療工作人員開發清楚的指導方針,為即將要實行的法律作詮釋。在墮胎不被法律限制的地方,所有的FPA可以「在為預備採用較新墮胎技術方面作出貢獻,和提供安全墮胎技術的訓練。」

在毛里求斯會議報告中,包括非常詳細的12頁個別國家「行動計劃」,精確地顯示IPPF在非洲發展中國家參與和推動墮胎合法化的詳情。這些活動由煽動達成墮胎合法化,到裝備墮胎診所和訓練醫學人員進行墮胎手術。IPPF 的活動是當然不只限制在非洲,它定期在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舉辦類似的會議。附錄A包括毛里求斯會議報告,內容細致描述IPPF促進墮胎的策略性報告。 [3]

 

其他IPPF擁護墮胎的例子

「遠景 2000」和毛里求斯會議摘要當然不是IPPF唯一政治性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的文件。要求「改革」,「廢止墮胎法律」和使「墮胎合法化」,「廣大落實和參與墮胎」等字眼,幾乎在所有的IPPF的出版中,都可找到。在眾多例子中,IPPF的醫學通報中陳述:

在安全墮胎服務被限制的地方, FPA應建設性地,與那些「減少不安全墮胎為目標,改革法律或舉辦特別有關墮胎議題活動」的的非政府組織,維持積極的對話。

在許可安全墮胎服務的地方,FPA有義務防護此等服務和對抗不公正的批評和限制。FPA應該協助醫護專業人士推行安全的墮胎服務,在適當時期,依照當時法律的詮釋,協助女性無限制地的得到這些服務。

當在墮胎服務有法律限制的地方:透過認同我們的法律專業人士,給醫療工作人員撰寫清楚指導方針,以法律為背境和為提供「安全墮胎」作正面的闡明。有時法例的某些條款可能允許在某種情況下准許安全墮胎的。

若法律有「因健康理由」的例外條款,會比「因拯救女性生命」例外條款,作更寛鬆的解釋。

和認同我們的法律專業人士建立聯絡關係,找他們代表「因進行安全的墮胎而面對處罰」的醫護人員和「病人」出庭。著手跟進「測試案例」而施壓。為能更自由地詮釋法例。[4]

 

除了「遠景 2000」策略性計劃,IPPF還出版了數份表明立場的文件。每一份文件都堅決地支持擁護墮胎。

在「遠景 2000:開羅和北京後向前邁進」的文件中,一個標題為「非政府組織與FPA的行動」文件中,包含了典型支持墮胎的語言。「監察墮胎合法化的情況,改革墮胎法例和廢止任何刑罰措施」。[5]

 

IPPF是否對墮胎保持中立

雖然 IPPF 宣稱對墮胎是維持中立態度,但證據表示不只是骨幹組織,而是所有的附屬組織,無論在理念和行動上,都切切實實是一個擁護墮胎的團體。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前總裁Fred Sai博士 ,暗示如家庭計劃成員不積極支持墮胎合法化,將不歡迎加入 IPPF;

我曾強烈的請求 IPPF 在墮胎議題上,根據90年代女性生殖健康情況而重新定位。 兩年後,我能欣喜地說IPPF 已有改進。在90年代的今天,IPPF一定要站在爭取〔墮胎〕權利的前線,那些不準備在理論上和實際上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一定要問它們是否仍屬於IPPF家庭。

去年十月在德里的會議中,全體一致通過的IPPF策略性計劃「遠景 2000」,概略描述在部長級各FPA的活動,都朝向IPPF的明確目標邁進,就是消除不安全墮胎,使更多人得到安全又合法墮胎的權利。[6]

 

強制性墮胎和墨西哥市政策

IPPF也示範了它們對擁護自願性或不自願性墮胎,絕對不妥協的承諾。它選擇不遵從墨西哥市政策,而在1985年放棄美國的贊助。墨西哥市政策表明美國將不繼續贊助以任何方式促進墮胎和牽涉控制人口的組織。

IPPF曾被警告,除非它保証不再促進或施行墮胎手術,它將會失去來自美國政府所有金錢上的支持。IPPF拒絕提供任何美國政府要求的保証。

IPPF的一個成員,美國家庭計劃聯盟(PPFA)副總裁 Daniel Weintraub的評論,反映IPPF的態度。在1985 年3月 12日,在麥迪遜威斯康辛州一個美國家庭計劃聯盟有關立法會議上,Daniel Weintraub陳述:

我知道我們國內一些人,誠摯地相信我們應該妥協,應該接受政府的(墨西哥市)政策。 爭論的地方是:墮胎在國際性計劃只佔我們整個計劃很少比重。策略上,放棄墮胎會保住家庭計劃聯盟。不過,我說這些人錯了,美國家庭計劃聯盟的其中一項原則是「生殖自由是不能分割的」,缺一不可 。

IPPF因為在墮胎問題上不妥協,IPPF失去了它的資金,但態度沒有改變。IPPF 重複堅持,它不會牽涉與支持強制的「家庭計劃」措施。例如,在「不安全墮胎和生殖健康」的聲明中,IPPF不含糊地拒絕強制墮胎和為性別選擇的理由而墮胎。[4]

然而,證據顯IPPF支持中國在1979年開始的強制「一孩政策」。中國家庭計劃委員會副部長潘余女士(譯音),揭露IPPF是與中國合作的主要國際組織。[7]

IPPF曾與中國合作二十年之久,我們得出合理的結論是:IPPF全心全意,徹底和熟悉地支持北京的強制性家庭計劃。這計劃包括:強制避孕和節育,強制墮胎,普遍性別選擇的墮胎,和為有缺憾的新生嬰兒而設,聲名狼藉的「垂死的房間」。

 

為十歲的女孩墮胎

IPPF 致力促使墮胎全球化包括不單止成年人,而且包括年輕的孩子。在一本1994年出版名為了「理解青少年」(Understanding Adolescents)書中,IPPF定義青少年為10至19歲之間的孩子。

IPPF 宣稱,這些青少年「在有關健康和性方面」,應享有與其他人一般的以下權利;例如有權選擇是否想有性生活;得到有關資料,避孕,安全墮胎,對抗疾病的保護;私隱,和能夠有可信的人之幫忙。

 

IPPF的獨特能力

在1970年代早期,IPPF前醫學總監Malcolm Potts ,體會到除非透過廣泛的墮胎,單靠家庭計劃限制人口是不可能的。 當時,他意會IPPF在全世界促進墮胎的龍頭地位,(今天仍)是非它莫屬。

墮胎和避孕的關係是千絲萬縷的。 當限制家庭人口的想法在社區普及時,人們開始避孕,墮胎表面上數目上升……墮胎是促使人避孕。當墮胎被徹消時,家庭計劃規劃會失去方向。

… 可預見的將來,那些國際性機構,如聯合國人口基金和世界衛生組織,在促進墮胎服務方面,是力有不遞的,雖然他們擁有許多資源。因此,責任就落在非政府機構;人口會議和尤其是國際家庭計劃聯盟。 幸好,為窮人,或至少為都市和世界上貧民窟的人提供墮胎服務,所需資源不多。[8]

策略

IPPF主要發言人,除了主張摌除「不安全墮胎」之外,近來已採用全面避免提及墮胎的策略。 這樣的措辭只是為了應付墮胎辯論各方而已,要強調的是,「摌除不安全墮胎」只是IPPF「墮胎合法化」這字句的代號。 在菲律賓馬尼拉成員會議(1995 年11 月10-13日)期間被採用的IPPF「性和生殖權利憲章」,就強調這點。 憲章內容如下:

三年一度的會員會議的代表採用一個強硬的政策,提倡當發生「不想要」懷孕時,女性應有權得到安全又合法的墮胎服務。會議促使FPA讓女性知道不安全墮胎的負面後果,一定要使公共醫療服務治療「不安全墮胎并發症」;分析他們所屬國家和法律上有關墮胎在的情況,在現行法律下,爭取最大的「安全墮胎」服務範圍; 要廢止任何「限制女性得到安全墮胎權利」的法律,政策和阻礙而從事活動 。[9]

前IPPF總秘書長Mahler Halfdan博士,早些時(1994 年9月5-13曰)在埃及開羅舉辦的聯合國人口發展國際會議(ICPD)上 採用「不安全墮胎對合法的墮胎」主題:

IPPF 的第四個挑戰,對這會議是特別據爭論性的,就是令不安全墮胎消失。IPPF曾有力的和大膽承諾;對這威脅健康和女性生命上的事情上要大聲疾呼,唯一對抗「想要」和「不必要墮胎」的方法是,提供優質生殖保健給所有女性,包括避孕,如果絕對必要的話,安全的墮胎。

在最近的一個IPPF 會議上〔上述的模里西斯會議〕,來自20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在最後的聲明中,同意到「現在就以行動結束這悲慘的和不必要的不安全墮胎」,藉加強家庭計劃規劃,務求使墮胎法律放寬,而且要結束蒙蔽公眾眼睛和良心,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沈默陰謀,讓公眾了解不安全墮胎的真相」。

請注意,當IPPF 呼籲摌除不安全墮胎時,它不意謂更加嚴格檢舉非法施行墮胎手術者,它只是如「遠景 2000 」所陳述的,使墮胎合法化而已。

 

在墮胎問題上保持「中立」

IPPF 也宣稱,它在墮胎問題上保持「中立」, 鑒於它在全世界鼓吹墮胎合法化的事實,這實在令人懷疑 。

IPPF前總監Fred Sai博士,最近談及墮胎時,前言不對後語,他宣稱 IPPF 在墮胎立場上是「中立」的,但也爭取墮胎合法化而且推行墮胎;

「在墮胎的立場上,我們是中立的,如果本地家庭計劃會(FPA)在墮胎的議題必須和政府抗爭,我們會支持他們抗爭。如果一些國家墮胎合法化,我們將幫助訓練適當做墮胎手術的人才。」[10]

 

鼓勵非法活動的聲明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重複地披露,它只會一成不變地跟隨它的「原則」和「良心」,而忽略「不合時宜」的地方法律或習俗。IPPF 曾經陳述( 家庭計劃協會)應該在合法的範圍內操作,有時可挑戰法律的灰色地帶,和一些不乎合公眾意見的法律。有自尊的政府會獲得人們短期的尊重。但自願性組織,一點兒的聲名狼藉卻能賺得別人長期的敬重。[11]

IPPF前任醫學總幹事Malcolm Potts,宣稱:「有一些法律可以和不應該守的,限制墮胎的法律……是陳舊的和不合時宜的…像那過時的紐約州法例:在軍械庫一哩半徑範圍找到一副紙牌便是犯法。」[12]

在一名為「家庭計劃作為人權」的文件中, IPPF 說「 家庭計劃協會」不應以存在的不利法律條文或未有法律作為藉口,而沒有行動。在法律之外的行動,甚至違反法律,是謀求得到改變的部份過程。 [13]

在另外一廣泛傳播的文件, IPPF 吹噓許多IPPF和 WHR 〔西半球區域〕家庭計劃協會成員,在附屬國家引入家庭計劃服務時,家庭計劃服務通常還是在非法或沒有法律地位的情況。[14]

 

IPPF的非法活動

IPPF不只是口講違反法律,而實在是大規模地做違法的事情。 至少二十年之久,IPPF曾經在菲律賓促進和促成非法的墮胎,而且提供大量的墮胎裝備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孟加拉,韓國,新加坡,越南,泰國,香港和印度。

下列摘錄自「哈斯丁斯中心」報告(Hasting’s Centre Report),顯示IPPF在發展中國家協助不同組織如何走法律罅:並且是有系統地秘密進行。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的倫敦支部(IPPF)是最直言不諱在發展中國家推動墮胎合法化的組織…作為一個中央機構,它接受來自國際捐贈的基金,包括AID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對國際發展局), 而且提供金錢和物資給各地方協會… IPPF的立場是:為那些想要墮胎的人,墮胎應該合法的;而地方協會若可能的話,應該協助提供必需的服務… 。
在菲律賓,墮胎是非法的和明確反對官方的人口政策, IPPF 提供了200套「月經調節術」套件[首三個月墮胎裝置] 用作示範…。

當FPOP〔IPPF的附屬機構和菲律賓家庭計劃組織〕給地方醫生派發「月經調節術」套件時,引起了進一步的論爭。 雖然政府有法律明文禁止墮胎裝置的輸入,這些套件以「攝取組織樣本作檢查用的醫學儀器」名義入口。 這個例子顯示IPPF和跟它合作的組織如何能架空國家的法律和政策… 。

IPPF最大的計畫之一,總計62,000美元,是在孟加拉提供5,000台「負壓吸引」裝置給地方家庭計劃協會。

IPPF’也供應這些裝置到韓國,新加坡,越南,泰國,香港和印度。雖然大部分的籌劃是相對細小,通常少於30,000美元,IPPF沒有在出版報告中提及這些活動的細節,甚至在主要給捐贈機構的報告中,也沒有提及。

理由是,除了這些活動是非法和據爭論性之外,可能IPPF是受到美國政府持續監察,確定它沒違犯赫姆斯修訂條例(Helms Amendment) 。[15]

 

「月經調節術」的定義

「月經調節術」)或「月經抽取術」是墮胎手術的同義詞,正好用作在發展中國家走法律罅,因為手術後的証據很容易被毀滅,這些早期墮胎手術不會留下任何証據。以下是IPPF醫生手冊中描述 MR「月經調節術」和 ME「月經抽取術」的程序:

「月經調節術」普遍定義是:「一位女性14天之內沒有月經而進行清洗子宮,而之前她是有正常月經和有機會已經受孕」。

可以在証實懷孕之前做……有以下用途(1) 診斷性或治療性刮除術; (2)不完整墮胎的治療; (3)在月經週期下半期做輸卵管結扎宮手術時,為確保沒有「早期懷孕」而清洗子宮;(4)當懷疑懷孕時清洗子宮。

在某些國家,「月經調節術」證明顯著受歡迎,而且個別的執業者有時一年做數千宗手術。在一些國家,「月經調節術」是合法的,即使治療性墮胎是非法,例如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中,要起訢墮胎需證明曾經懷孕而之後被終止… [16]

IPPF 醫學公告進一步定義 MR「月經調節術」和 ME「月經抽取術」作為墮胎的方法:

使用手上型真空注射器做子宮內膜吸引術以來終止早期懷孕,是一種便宜,安全和有效的技術,可以教曉不同的醫護人員使用… 在一些國家,子宮內膜吸引術會在以下的情況使用:當一位女性是否懷孕還沒確認而最多14天沒有月經。在這些情況,這種技術通常被稱為「月經調節術」…(4)

回想IPPF 曾經供應數以千計台負壓吸引式的墮胎器材,據稱是用作「收集組織標本」或者「完成不完整墮胎」,但可以很容易用來做負壓吸引方式的墮胎。

將近三十年以前,Malcolm Potts就解釋了IPPF如何蠶食無數發展中國家的文化,使「有需求而墮胎」普及。

注意到Potts 也承認MR「月經調節術」和 ME「月經抽取術」是一個墮胎程序,而且,這是簡單方便,又很困難被起訴的非法墮胎手術:

使用「月經調節術」這個名稱改變遊戲的名稱……在一份孟加拉報紙的直接寫有關墮胎是不切實際的,但事實証明,在Dacca舉辦一個廣泛宣傳的「月經調節術」會議卻被接受。

在菲律賓,低調討論墮胎在家庭計劃的角色絕非明智,但討論「月經調節術」就會立即引起廣泛的興趣。

「月經調節術」可能比其他終止懷孕程序較為安全…沒有証據顯示是否懷孕,除非用顯微鏡檢查子宮內抽取出的組織。這一點在墮胎是非法的國家,非常重要。(8)

利用MR「月經調節術」暗中破壞法律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經常誇耀它們或其他控制人口組織,如何使用「月經調節術」暗中破壞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如在上面提的,通常以減少「不安全墮胎」 為名。IPPF 披露:

「不安全的墮胎」在某些地區中備受關注,但是FPA(家庭計劃協會)的行動因為法律的約束和缺少設備而受阻礙。在墮胎是非法的地方,許多FPA實行推廣的工作和從事對墮胎問題的研究以支持他們的推廣活動。與有影響力的人、宗教及社區領袖和政策制定人士進行討論。一些FPA為墮胎後產生併發症者提供服務,或提供墮胎後輔導和避孕服務。一些FPA能夠提供「月經調節術」。 在墮胎是合法的地方,一些FPA提供安全的墮胎服務。[17]

 

IPPF解釋FPA(家庭計劃協會)如何可以用「月經調節術」廢止拉丁美洲的法律;

然而,像大部分南美洲國家採用的司法系統,懷孕的証據是裁定是否有墮胎的先決條件。在這種情況,只要求助的女士發現月經遲來和還未有醫學証據証實懷孕,用法律程序保障「月經調節術」的操作是非常容易的。這裏應該提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因為「月經調節術」而立法,在缺少先例的情況下,支持立法者一定要相應地依靠法律的協助。[18]

「月經調節術」在未來的IPPF的計劃中,將佔有一項有份量的環節。該組織預測:「無疑地,在早期懷孕中,使用負壓吸引器墮胎將逐漸大規模被使用。 手掌型「月經調節術」裝置將繼續是非常重要。 [19]

IPPF’s 的醫學的公告解釋:「在墮胎是合法的國家,應鼓勵FPA確保健康和調節生育服務中包括「月經調節術」,在那些墮胎法例不清晰和有限制性的國家, FFP透過深入研究當地的法律,找到彈性詮釋法律的空間」 。[20]

另外有很多IPPF用「月經調節術」暗中破壞發展中國家的法律的例子。 請注意以下:

  • 孟加拉。 儘管墮胎在孟加拉是非法的的,IPPF 承認 「大約 22% 的墮胎在有訓練有素的「月經調節術」中心進行 。
  • 肯亞。 墮胎在肯亞也是非法的,但是 IPPF 贊同引入使用手動負壓技術(MVA),首先做非法墮胎,然後進行墮胎手術。 在一本IPPF出版中, Khama Rogo 這樣寫:「我們不必要等候法律的變更,在法律改變之前,能夠做什麼就做什麼」。
  • 印尼。墮胎在印尼也是非法的,但是,IPPF印尼家庭計劃協會(IPPA)已經引入「月經調節術」服務。

 

雖然最初只在避孕失敗的個案才使用「月經調節術」,「月經調節術」現在正被放寬使用。IPPA蔑視法律, 現每年在印尼的15個診所。進行數以千計「月經調節術」作墮胎。[21]

IPPF附屬機構發現利用「月經調節術」,能爭取額外的法律彈性空間,詮釋限制墮胎的地方和國家法律,大大超過原本立法的原意。目的是,如上面所顯示的,是要麻木人們的良心,使限制墮胎的法律無法執行,為準備大規模地推廣墮胎合法化。

至少三十年之久,國際的家庭計劃聯盟曾經深入參與許多發展中國家龐大推廣和實施墮胎的計劃。 它花費數十億元促進所有類型的家庭計劃,而且明確地說家庭計劃一定要包括墮胎的措施。

IPPF是獨一無二在協助發展中國家廢除墮胎的法律。它藉著非政府組織的身份,能避開新殖民主義的指責而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事實上,理所當然地,極大部分的 IPPF的資金來源自一小撮已發展國家: 如澳洲,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日本,荷蘭,紐西蘭,挪威,瑞典,英國和美國。[22]

最重要的是,IPPF 堅決地在「遠景2000」策略性計劃文件和許多其他參考文件中陳述,要透過140個國家的附屬機構繼續促進墮胎。

IPPF的重要原則是:家庭計劃是一個人的權利和家庭計劃一定要包括墮胎。因此,可以推論IPPF相信墮胎是一個基本的人權。 已發展國家對IPPF所有的財政貢獻,將促進其中一個最珍愛的目標:就是使所有發展中國家墮胎合法化。

貝寧(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非洲國家) ,喀麥隆,象牙海岸共和國 ,幾內亞 (科纳克里)。

〔問題〕: 「限制的〔墮胎〕條例」 。

〔策略〕: 「改良得到安全墮胎服務…」 。

衣索比亞。 〔問題〕: 「墮胎被法律…限制」。

〔目標〕: 「爭取廢除對家庭計劃服務(包括墮胎)的限制條文,讓女性有權使用這些服務」 。

〔目標〕: 「除去所有對女性產生不利影響的法律和習俗,增加她們接觸到家庭計劃服務的渠道…建立安全墮胎服務中心」 。

〔活動〕: 「遊說律師和提供服務者,廢除那些影響女性和年青人生殖健康的限制性法律」 。

甘比亞。 〔問題〕: 「墮胎法律的狀況」。

〔活動〕:「擁護和支持安全墮胎服務」 。

肯亞。 〔目標〕: 「為了減少不安全墮胎的比率 ,改良家庭計劃服務,墮胎服務和在墮胎後的服務」。

〔策略〕:「提倡檢討現有的(墮胎)法律,改良家庭計劃服務和墮胎服務…」 。

〔目標〕: 「在五年裡促成比較自由的〔墮胎〕……在三年內,在所有區域和省的醫院和10間傳教醫院有 MVA (手動式負壓吸引墮胎裝置)服務」。

毛里求斯。 〔問題〕: 「法律上非常嚴格限制墮胎」 。

〔目標〕:「通過校訂現行法律使墮胎非刑事化」。

〔目標〕: 「2000年以前…使至少75% 的女性團體意識到不安全墮胎的危險和以行動推動改革法例」 。

尼日利亞。 〔問題〕: 「限制性的〔墮胎〕法律」。

〔目標〕:「在所有社區調查中加上有關墮胎的項目,教育民眾,包括政策制定者,索造意見者,傳統和宗教的領袖,年青人和女性組織等,家庭計劃的益處;在適合情況下,教育安全墮胎」 。

坦桑尼亞。 〔問題〕:「非常限制性的墮胎法律」。

〔目標〕:「透過推廣生殖健康的資料和服務,減少母親因不安全墮胎的死亡率和發病率。有成效的治療墮胎後遺併發症,墮胎後輔導和避孕服務和安全墮胎措施」。

〔策略〕: 「透過對現行法律和憲法最有利的詮釋爭取為對女性最大利益,而建立安全墮胎服務的基礎,最後達到墮胎非刑事化」 。

〔目標〕:「為安全墮胎服務合法化而立法 」。

烏干達。 〔問題〕: 「限制性〔墮胎〕法律,也禁止研究有關問題的討論

〔策略〕: 「擁護改變〔墮胎〕法律和政策」。

森比亞。 〔策略〕:「1995年底之前在四間主要醫院典型的墮胎中心….在1997年之前在其他省份和傳教醫院設立同類型中心……2000年以前在所有區域醫院…所有產科和婦產科醫生都要接受訓練,掌握使用(MVA)人工負壓吸引墮胎裝置技術。在 1998 底之前安全墮胎訓練將納入現行的醫生、護士和臨床醫護人員的課程。在1997 底之前修訂有關終止懷孕的法律和政策指導方針」 。

IPPF非洲區女性顧問團(RWAP)〔問題〕: 「限制性的或不足的墮胎法律」。

〔目標〕: 「在整個地區的「母親和兒童健康/家庭計劃」(MCH/FP)服務加入墮胎服務,以減少不安全的墮胎。國立女性顧問團(NWAPs)促進修訂或放寬現行法律或確保墮胎合法化。」

〔策略〕: 「 NWAPs 應該在遊說爭取修訂現有的〔墮胎〕法律和有需要時廢除法律,扮演一個領導角色。

〔目標〕: 「在 1995和1997之間,區內至少有10個國家應修訂,廢除而且放寬(墮胎)法律,並且進一步減少不安全墮胎宗數百分之十」 。

全文完

 

參考書目:

 

1. IPP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1991 and accompanying chart entitled “Growth of IPPF’s Income." Amount is in adjusted 1995 U.S. dollars, corrected for an average five percent inflation.

2. IPPF Annual Report, 1989-1990.

3.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Africa Region. The Mauritius Conference: Unsafe Abortion and Post-Abortion Family Planning in Africa. London: IPPF, 1994. Pages 13-15 and 24 to 35.

4. “Statement on Unsafe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PPF Medical Bulletin, Volume 26, Number 1 (February 1992)

5.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Vision 2000: Moving Forward After Cairo and Beijing." London: IPPF, 1996, page 30.

6. Dr. Fred Sai, former president of IPPF. “Unsafe Abortion Must Be Tackled Now." Planned Parenthood Challenges: Unsafe Abortion. 1993.

7. “An Interview with Peng Yu, Vice Minister of the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tegration, March 1994, page 32.

8. Malcolm Potts, Peter Diggory and John Peel. Abor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ages 230 to 232.

9. Internet news release entitled “IPPF Strengthens Stand on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Unsafe Abortion," dated November 29, 1995, taken from IPPF’s home page at http://193.128.6.150/ippf on April 2, 1996.

10. “Encounter: Dr. Fred Sai,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unday Inquirer Magazine, November 26, 1995, pages 3-5.

11.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79.

12. Malcolm Potts, M.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IPPF). “Population Growth and Abortion," in Gerald I. Zatuchni, John J. Sciarra, and J. Joseph Speidel (editors). Pregnancy Termination: Procedures, Safety and New Development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page 424.

13.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The Human Right to Family Planning. 1984, paragraph 106.

14. Undated IPPF/WHR pamphlet entitled “20 Questions About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Western Hemisphere Region."

15. Donald Page Warwick. “Foreign Aid for Abortion."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ume 10, Number 2, page 33, April 1980.

16. IPPF Family Planning Handbook for Doctors. Chapter 15, “Menstrual Regulation," pages 241, 242, and 247-248, date not given, but post-1987.

17.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Family Planning Puts Promises Into Practice." London: IPPF, 1995, page 25.

18.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Federacion Internacional de Planificacion de la Familia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Regulacion Menstrual. London: IPPF, 1976, page 10.

19. “The Challenge of the 1990s: Induced Abortion." IPPF Medical Bulletin, Volume 25, Number 1 (February 1991), page 2.

20. “[IPPF] International Medical Advisory Board Statement on Abortion." IPPF Medical Bulletin, Volume 27, Number 4 (August 1993).

21.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Challenges: Unsafe Abortion. London: IPPF, 1993, pages 31 to 35.

22. “Support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Western Hemisphere Region 1990 Annual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