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姦污!
當我只有十七歲時，為了逃離酗酒的父母，
我離開費城市中心那個可怕的貧民窟，穿州過省，遷到了舊金山。
作者
Lee Ezell 翻譯：張美娜、周文靜
我在當地找到工作，以為可以開始新生活。然而，我太天真了。那時，我很少約會，也認識很少朋友；因此，當同事們說要一起參加派對時，我也決定加入他們。
我來到派對地點，發現那裡只有我和派對主人。他是公司另一部門的同事。後來我才知道，他對其他同事說派對取消了。他比我年長三十歲，強壯有力，高大肥胖，留着鬍子。我到達後幾分鐘，他就把我姦污了。
我以前不曾與任何男人發生親密性行為。事情發生後，我拖着蹣跚的步伐回家，充滿恐懼、痛苦、恥辱。當時沒有甚麼危機處理中心或輔導熱線。我感到羞恥和害怕，甚至不敢報警。
懷孕
我發現自己懷孕後，遷到洛杉磯，沒有把我的事告訴任何人。我與一對年邁的夫婦一起生活，直到孩子出生。
在那個年代，一般人都認為如要把孩子給人領養，最好在孩子出生後立即從母親身邊拿走。他們認為眼睛看不見，心裡就不會難過。我永不會忘記，當麻醉藥的作用消退後，我得知自己誕下一個健康的女嬰，但我從沒有機會看看她，抱抱她。
這個不可改變的結局使我沮喪，我感到非常失落。當時，我只有十九歲。我到了廿八歲，才可以再次相信男人。我的丈夫是赫洛德（Harold）。我曾對他述說那個可怕的晚上及其後誕下的孩子，惟有他知道這一切。
我每天都想念這個由我帶到世界的小女孩，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尋找她。我不想打擾她的生活，可是我得承認，我相信有一天神會讓我與親女兒重遇。這天終於來臨了！
女兒找到我！
我永不忘記她第一次致電給我。她告訴我，她名叫茱莉•梅基瑪（Julie
Makimaa）。她自十七歲起，一直在找我。她說她的父母給她看領養文件。當她知道我的名字後，便從密西根州的家打出數百個電話，嘗試找尋我的下落。茱莉的一位朋友發現，某份文件有些模糊的筆跡，寫着「候選人」及四個號碼。茱莉推測那是舊金山某街道的門牌，可是她用盡方法尋找我，仍然一無所獲。
後來，她的朋友靈機一觸，說：「這不是門牌，是電話號碼。我們試試看，或許可以接通。」
這確是電話號碼。我在懷孕期最後數月，在一對年長夫婦的家暫住，而且多年來都與他們保持聯絡。他們接到茱莉的電話後，馬上讓我們聯絡。
與女兒會面
茱莉告訴我她已經二十歲了，結了婚，有一個孩子。我和女兒同意見面後，我心狂跳不止。我在想：「如果她問我父親的事，我該怎樣回答？我如何告訴她，她父親姦污了我？」
我丈夫讓我明白，茱莉有權知道她出生時的真實情況。於是，他致電茱莉的丈夫波比，並由他將此事轉告茱莉。
首次通電話後只有一個月，我們就見面了。當她走進我的酒店客房時，我的心情實在無法言喻。
這就是我多年來日思夜想的孩子。這個孩子為我誕下第一批孫兒：三歲的凱茜及一歲的赫布。她擁抱我，我們都哭了。波比深情地說：「謝謝你當時沒有打掉茱莉。沒有她，我怎樣生活？」
波比說服我撰寫《失落的部分》（The
Missing Piece），記述茱莉的誕生、沒有她的生活及我們重聚的喜樂。我找回女兒後，生活更加豐盛，超乎我的想像。收養我女兒的夫婦就是艾蓮及安迪生（Eileen
and Harold Anderson），他們是善良的人。
茱莉、艾蓮和我到不同團體分享我們的經歷。我們的訊息就是，雖然善良的人會遭逢厄運，但惡行也可能生出美好的事情。茱莉就是活生生的證明。
李伊澤（Lee
Ezell）
墮胎能解決強姦問題？
受害者並不同意
桑德拉．馬科恩博士（Dr Sandra Mahkorn）就強姦及墮胎進行研究，其結果發表於《墮胎的心理層面》（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bortion），這或許是同類型研究中最出色的。馬科恩博士是資深的強姦受害者輔導員。1979年，她以37名因姦受孕的受害者為研究對象，她們正接受福利機構的幫助。在這37名婦女當中，只有5名選擇墮胎，在32名選擇將孩子生下來的母親當中，有17名決定把孩子給人領養。
選擇不墮胎有許多原因。有些婦女認為，墮胎是另一種暴行，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謀殺。有一位女士說，若奪去嬰兒的生命，她將承受更大的精神折磨。有些女士看到孩子有其存在意義：雖然這孩子某程度上是強加於她們的，但她們也感到孩子有某種隱藏的意義。儘管孩子的出現不是由她們造成，但事情已經發生，事情的後果也是有辦法忍受的。在潛意識層面上，這些強姦受害者認為，如果她們能夠度過懷孕期，就可以克服強姦帶來的傷害：選擇生命就是表示，她們勝過那些殘暴的強姦者。如此，強姦受害者誕下小孩，也是重拾自尊的方法。這是一種完全無私及慷慨的行動，尤其是她們還要面對接受墮胎的壓力。為她們來說，這能顯露她們的勇氣和力量，即使被強姦後仍然可以活下來。
如要查閱看這份強姦調查報告，請瀏覽www.afterabortio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