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學會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 PRI）在1996年4月 18 日出版了一份報告， 內容詳述國際家庭計劃聯盟(以下簡稱IPPF)在發展中國家促進和促成墮胎的情況。在報告出版之後， PRI亦發現更多明確描述IPPF，特別在發展中國家，致力鼓勵墮胎合法化的文件。

國際的家庭計劃聯盟(IPPF)是全球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家庭計劃組織。 IPPF在1952年在孟買(Bombay)成立，開始時只有九個國家的成員，發展到現在共有140個家庭計劃協會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s 以下簡稱　FPA)。 IPPF在所屬國家對人口議題的決策，發揮無比的影響力。為了達到目標，在過往25年中，IPPF已花費超過二十億美元 (大部份由已發展國家的政府提供)。

當初，IPPF的使命是「展開和支持世界各處的家庭計劃服務」。在過去十五年來，IPPF逐漸嘗試除去「 控制人口組織」的形象，強調「負責任的親子關係」和「家庭健康和年輕人健康」等原則。² 

儘管IPPF的恣態明顯緩和，IPPF在世界各處推動墮胎，卻是馬首是瞻，無人能及。不到黃河心不死，IPPF 重複地誓言要在世界每個國家，不管用什麼方法，協助促使墮胎合法化。並宣稱會為大量進行墮胎手術，自願設立和裝備墮胎中心，和提供專門技術人才。

根據來自IPPF和其它文件，這報告不容置疑地顯示，IPPF想積極煽動在世界各國，不理會管當地的風俗習慣，法律，信仰或看法，推行墮胎合法化。

超過三十年以來，IPPF在全世界遊說要放寬，至最後撤銷任何限制墮胎的法例。這立場在所有IPPf主要政策聲明文件中清楚反映，請看下文。 

IPPF嘔心瀝血要達到全世界墮胎合法化的承諾，可以在它1992年策略性計劃「遠景 2000」中找到，並且是由140個成員國的家庭計劃協會 (FPA)一致地通過。「遠景 2000」 文件是所有的FPA成員的指導性文件，IPPF 重複和清楚地要求在墮胎還是非法的國家，實施墮胎合法化 。

IPPF 和它的成員協會特別強調保障母親和孩子的健康，明顯地要廢除不安全墮胎，透過發放資料，擁護和貫徹實施家庭計劃和安全的墮胎服務。

活動：FPA…在適當的時候，包含內容為安全墮胎服務是女人的權利的資訊。先分析，後改變限制墮胎國家法律，政策，作風和傳統。與其他促進「性和生殖健康」的組織合作，設法給政府施加壓力，排除對推行墮胎的障礙。要摌除大量的不安全墮胎…而且增加得到安全又合法墮胎的權利，使不安全墮胎的數目遞減，增多安全合法墮胎服務。積極從事減少不安全墮胎的數目，使大眾能更容易得到合法和安全的墮胎服務。給　FPA成員提供資料和技術專長，以協助減少不安全墮胎的數目，使安全墮胎服務變得容易接觸到。

當法律限制墮胎時，要分析，解釋和提供法律性有關安全墮胎的資訊，然後從事除去限制安全墮胎的政策和法律條文。當法律允許墮胎時，告知女性們有合法安全墮胎的權利，提供如何獲得一個安全墮胎服務的保密資料和輔導。

提供安全墮胎服務；不斷使這種服務大眾化；譴責任何政治上，行政上的或社會上縮減安全墮胎服務權利的障礙。

目的四：調查現今為不完全墮胎的治療保健方案，積極地工作，確保有相關足夠人力和適當的服務。

活動：國際性的與地區的，為做安全墮胎手術，技術上要跟上時代，確保施行墮胎手術者擁有適當的儀器和受過適當的訓練。

許多IPPF國際和地區會議摘要也明確地描述這個組織關於墮胎合法化的哲學思想和策略。舉例來說，在1994個毛里求斯會議的摘要中，IPPF表明它相信「安全墮胎是能解救生命而且保護健康的醫療手術，不允許墮胎是不道德的。」IPPF的非洲區法律顧問Richard Turkson醫生，在同一文件中清楚地概略IPPF的整體策略：

改革〔墮胎法律〕必須逐漸進行，直至個別「例外墮胎案例」變成一般的規則。在毛里求斯會議摘要中，部分名為「較安全的墮胎，FPA能做什麼？」的文件，發出以下指引，指導成員組織如何為促進放寬墮胎法律而工作，而在墮胎合法之後，參與墮胎的操作： 

當墮胎還是非法時，所有家庭計劃組織可以著手使用「測試案例」施壓放寬條文的解釋；和認同我們的專業法律人士合作，為醫療工作人員開發清楚的指導方針，為即將要實行的法律作詮釋。在墮胎不被法律限制的地方，所有的FPA可以「在為預備採用較新墮胎技術方面作出貢獻，和提供安全墮胎技術的訓練。」  

在毛里求斯會議報告中，包括非常詳細的12頁個別國家「行動計劃」，精確地顯示IPPF在非洲發展中國家參與和推動墮胎合法化的詳情。這些活動由煽動達成墮胎合法化，到裝備墮胎診所和訓練醫學人員進行墮胎手術。IPPF 的活動是當然不只限制在非洲，它定期在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舉辦類似的會議。附錄Ａ包括毛里求斯會議報告，內容細致描述IPPF促進墮胎的策略性報告。 ³  

「遠景 2000」和毛里求斯會議摘要當然不是IPPF唯一政治性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的文件。要求「改革」，「廢止墮胎法律」和使「墮胎合法化」，「廣大落實和參與墮胎」等字眼，幾乎在所有的IPPF的出版中，都可找到。在眾多例子中，IPPF的醫學通報中陳述：

在安全墮胎服務被限制的地方， FPA應建設性地，與那些「減少不安全墮胎為目標，改革法律或舉辦特別有關墮胎議題活動」的的非政府組織，維持積極的對話。

在許可安全墮胎服務的地方，FPA有義務防護此等服務和對抗不公正的批評和限制。FPA應該協助醫護專業人士推行安全的墮胎服務，在適當時期，依照當時法律的詮釋，協助女性無限制地的得到這些服務。

當在墮胎服務有法律限制的地方：透過認同我們的法律專業人士，給醫療工作人員撰寫清楚指導方針，以法律為背境和為提供「安全墮胎」作正面的闡明。有時法例的某些條款可能允許在某種情況下准許安全墮胎的。

若法律有「因健康理由」的例外條款，會比「因拯救女性生命」例外條款，作更寛鬆的解釋。

和認同我們的法律專業人士建立聯絡關係，找他們代表「因進行安全的墮胎而面對處罰」的醫護人員和「病人」出庭。著手跟進「測試案例」而施壓。為能更自由地詮釋法例。⁴

除了「遠景 2000」策略性計劃，IPPF還出版了數份表明立場的文件。每一份文件都堅決地支持擁護墮胎。

在「遠景 2000：開羅和北京後向前邁進」的文件中，一個標題為「非政府組織與FPA的行動」文件中，包含了典型支持墮胎的語言。「監察墮胎合法化的情況，改革墮胎法例和廢止任何刑罰措施」。⁵  

雖然 IPPF 宣稱對墮胎是維持中立態度，但證據表示不只是骨幹組織，而是所有的附屬組織，無論在理念和行動上，都切切實實是一個擁護墮胎的團體。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前總裁Fred Sai博士 ，暗示如家庭計劃成員不積極支持墮胎合法化，將不歡迎加入 IPPF；

　　 我曾強烈的請求 IPPF 在墮胎議題上，根據90年代女性生殖健康情況而重新定位。 兩年後，我能欣喜地說IPPF 已有改進。在90年代的今天，IPPF一定要站在爭取〔墮胎〕權利的前線，那些不準備在理論上和實際上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一定要問它們是否仍屬於IPPF家庭。      

去年十月在德里的會議中，全體一致通過的IPPF策略性計劃「遠景 2000」，概略描述在部長級各FPA的活動，都朝向IPPF的明確目標邁進，就是消除不安全墮胎，使更多人得到安全又合法墮胎的權利。⁶

IPPF也示範了它們對擁護自願性或不自願性墮胎，絕對不妥協的承諾。它選擇不遵從墨西哥市政策，而在1985年放棄美國的贊助。墨西哥市政策表明美國將不繼續贊助以任何方式促進墮胎和牽涉控制人口的組織。

IPPF曾被警告，除非它保証不再促進或施行墮胎手術，它將會失去來自美國政府所有金錢上的支持。IPPF拒絕提供任何美國政府要求的保証。

IPPF的一個成員，美國家庭計劃聯盟（PPFA）副總裁　Daniel  Weintraub的評論，反映IPPF的態度。在1985 年3月 12日，在麥迪遜威斯康辛州一個美國家庭計劃聯盟有關立法會議上，Daniel  Weintraub陳述： 

我知道我們國內一些人，誠摯地相信我們應該妥協，應該接受政府的(墨西哥市)政策。 爭論的地方是：墮胎在國際性計劃只佔我們整個計劃很少比重。策略上，放棄墮胎會保住家庭計劃聯盟。不過，我說這些人錯了，美國家庭計劃聯盟的其中一項原則是「生殖自由是不能分割的」，缺一不可 。

IPPF因為在墮胎問題上不妥協，IPPF失去了它的資金，但態度沒有改變。IPPF 重複堅持，它不會牽涉與支持強制的「家庭計劃」措施。例如，在「不安全墮胎和生殖健康」的聲明中，IPPF不含糊地拒絕強制墮胎和為性別選擇的理由而墮胎。⁴

然而，證據顯IPPF支持中國在1979年開始的強制「一孩政策」。中國家庭計劃委員會副部長潘余女士（譯音），揭露IPPF是與中國合作的主要國際組織。⁷

IPPF曾與中國合作二十年之久，我們得出合理的結論是：IPPF全心全意，徹底和熟悉地支持北京的強制性家庭計劃。這計劃包括：強制避孕和節育，強制墮胎，普遍性別選擇的墮胎，和為有缺憾的新生嬰兒而設，聲名狼藉的「垂死的房間」。

IPPF 致力促使墮胎全球化包括不單止成年人，而且包括年輕的孩子。在一本1994年出版名為了「理解青少年」（Understanding Adolescents）書中，IPPF定義青少年為10至19歲之間的孩子。

IPPF 宣稱，這些青少年「在有關健康和性方面」，應享有與其他人一般的以下權利；例如有權選擇是否想有性生活；得到有關資料，避孕，安全墮胎，對抗疾病的保護；私隱，和能夠有可信的人之幫忙。

在1970年代早期，IPPF前醫學總監Malcolm　Potts ，體會到除非透過廣泛的墮胎，單靠家庭計劃限制人口是不可能的。 當時，他意會IPPF在全世界促進墮胎的龍頭地位，（今天仍）是非它莫屬。 

墮胎和避孕的關係是千絲萬縷的。 當限制家庭人口的想法在社區普及時，人們開始避孕，墮胎表面上數目上升……墮胎是促使人避孕。當墮胎被徹消時，家庭計劃規劃會失去方向。

… 可預見的將來，那些國際性機構，如聯合國人口基金和世界衛生組織，在促進墮胎服務方面，是力有不遞的，雖然他們擁有許多資源。因此，責任就落在非政府機構；人口會議和尤其是國際家庭計劃聯盟。 幸好，為窮人，或至少為都市和世界上貧民窟的人提供墮胎服務，所需資源不多。⁸ 

IPPF主要發言人，除了主張摌除「不安全墮胎」之外，近來已採用全面避免提及墮胎的策略。 這樣的措辭只是為了應付墮胎辯論各方而已，要強調的是，「摌除不安全墮胎」只是IPPF「墮胎合法化」這字句的代號。 在菲律賓馬尼拉成員會議（1995 年11 月10-13日）期間被採用的IPPF「性和生殖權利憲章」，就強調這點。 憲章內容如下：

三年一度的會員會議的代表採用一個強硬的政策，提倡當發生「不想要」懷孕時，女性應有權得到安全又合法的墮胎服務。會議促使FPA讓女性知道不安全墮胎的負面後果，一定要使公共醫療服務治療「不安全墮胎并發症」；分析他們所屬國家和法律上有關墮胎在的情況，在現行法律下，爭取最大的「安全墮胎」服務範圍； 要廢止任何「限制女性得到安全墮胎權利」的法律，政策和阻礙而從事活動 。⁹

前IPPF總秘書長Mahler Halfdan博士，早些時(1994 年9月5-13曰)在埃及開羅舉辦的聯合國人口發展國際會議(ICPD)上 採用「不安全墮胎對合法的墮胎」主題：

IPPF 的第四個挑戰，對這會議是特別據爭論性的，就是令不安全墮胎消失。IPPF曾有力的和大膽承諾；對這威脅健康和女性生命上的事情上要大聲疾呼，唯一對抗「想要」和「不必要墮胎」的方法是，提供優質生殖保健給所有女性，包括避孕，如果絕對必要的話，安全的墮胎。

在最近的一個IPPF 會議上〔上述的模里西斯會議〕，來自20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在最後的聲明中，同意到「現在就以行動結束這悲慘的和不必要的不安全墮胎」，藉加強家庭計劃規劃，務求使墮胎法律放寬，而且要結束蒙蔽公眾眼睛和良心，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沈默陰謀，讓公眾了解不安全墮胎的真相」。

請注意，當IPPF 呼籲摌除不安全墮胎時，它不意謂更加嚴格檢舉非法施行墮胎手術者，它只是如「遠景 2000 」所陳述的，使墮胎合法化而已。

IPPF 也宣稱，它在墮胎問題上保持「中立」， 鑒於它在全世界鼓吹墮胎合法化的事實，這實在令人懷疑 。

IPPF前總監Fred Sai博士，最近談及墮胎時，前言不對後語，他宣稱 IPPF 在墮胎立場上是「中立」的，但也爭取墮胎合法化而且推行墮胎；

「在墮胎的立場上，我們是中立的，如果本地家庭計劃會（FPA）在墮胎的議題必須和政府抗爭，我們會支持他們抗爭。如果一些國家墮胎合法化，我們將幫助訓練適當做墮胎手術的人才。」¹⁰

國際家庭計劃聯盟重複地披露，它只會一成不變地跟隨它的「原則」和「良心」，而忽略「不合時宜」的地方法律或習俗。IPPF 曾經陳述（ 家庭計劃協會）應該在合法的範圍內操作，有時可挑戰法律的灰色地帶，和一些不乎合公眾意見的法律。有自尊的政府會獲得人們短期的尊重。但自願性組織，一點兒的聲名狼藉卻能賺得別人長期的敬重。¹¹

IPPF前任醫學總幹事Malcolm Potts，宣稱：「有一些法律可以和不應該守的，限制墮胎的法律……是陳舊的和不合時宜的…像那過時的紐約州法例：在軍械庫一哩半徑範圍找到一副紙牌便是犯法。」 ¹²

在一名為「家庭計劃作為人權」的文件中， IPPF 說「 家庭計劃協會」不應以存在的不利法律條文或未有法律作為藉口，而沒有行動。在法律之外的行動，甚至違反法律，是謀求得到改變的部份過程。 ¹³

在另外一廣泛傳播的文件， IPPF 吹噓許多IPPF和 WHR 〔西半球區域〕家庭計劃協會成員，在附屬國家引入家庭計劃服務時，家庭計劃服務通常還是在非法或沒有法律地位的情況。 ¹⁴